嘉峪关关城门楣匾额解读

来源：嘉峪关长城博物馆  作者：路孝伟　  日期:2013-12-19  点击数：

　　历史赋予我们丰富的文化遗存的同时，也留下了诸多富有争议的疑问。在嘉峪关关城，就存在着一些颇富争议的话题。如戏台匾额的释读问题，近年来多位同仁撰文各抒己见，发表看法，笔者也曾参与其中，但仍无定论，见仁见智而已。又如很多有心者对关城内“光化门”、“柔远门”等匾额中“门”字的写法提出质疑，说法不一。比较集中的有两种说法，一是说书者笔误所致；二是说嘉峪关地区干旱缺水，书者有意将门字上部写成三点或四点，有祈雨之意。
　　一、“光化门”与“柔远门”门匾
　　关城光化门门洞上镶有“光化門”横匾，上款曰“乾隆歲次辛亥孟夏月吉旦”，下款为“知直隷肅州涂躍龍立”， 即乾隆五十六年四月一日（公元1791年5月3日），肃州直隶州知州涂跃龙立。“光化門”横匾中的“門”字上部为三点呼应，与繁体“門”和简化“门”的楷书写法均不相符。
　　“柔逺門”横匾镶于关城柔远门门洞上方，上款题“乾隆五十六年季夏”，下款落“直隷肅州高臺縣知縣和齢承修”，即乾隆五十六年六月（公元1791年7月），肃州直隶州高台县知县和龄承修。“柔逺門”横匾中的“门”字上部为一短竖与两点呼应，其写法与繁体“門”和简化“门”的规范写法也不相符。
　　二、“门”的本意
　　“門”是“门”的繁体字，亦称古体字。門,闻也，从二户相对,象形，本义双扇门。特指房屋垣墙等建筑物,在出入通口处所设的可以开关转动的装置。古代门、户有别,单扇曰户,两扇曰门;在堂室曰户,在宅区域曰门。
　　随着时间的推移，“门”的词义逐渐扩大、转移，感情色彩及词汇语义也发生了变化。比如现在我们已经排除了“户”和“门”之间的这种数量或位置上的区分，不论是一扇还是两扇，堂室或者宅区，都统称作“门”了，显然词义扩大化了，而“户”另有其他的意义所指了。
　　三、汉字的发展
　　中国汉字从萌芽到成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最初的“画图记事”到象形文字的产生，从甲骨文、金文、秦汉文字经历了隶变到楷书、行书，以及两次汉字简化政策的施行，在形体结构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商代之前的文字。中国自古就有“书画同源”的说法，因为最早的文字来源就是“画图表事”，所以中国书与绘画有着很多内在的联系。原始人在生活中用来表达自己的“图画”形式，慢慢发展演变为了一种“表意符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人类最初的文字。
　　二、甲骨文。约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表意符号”趋渐成熟，逐步演变成了比较定型的文字，这是“汉字”的第一种形式。古人将这种“文字”刻在兽骨或龟甲上，然后用火来烤烙这些龟板和动物的骨头，根据裂缝的形状和走向来判断疾病、梦境、狩猎、天时等所占之事的吉凶。我们将这类刻在兽骨或龟甲上的文字统称为“甲骨文”。 
 　　三、大篆。西周时期青铜器的大量使用和祭祀活动的盛行，推进了篆书的发展，相传为周宣王时期太史所创。我们把秦以前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称为“金文”，刻在石鼓上的文字称为“石鼓文”，统称为“大篆”。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十个周代石鼓，刻有十首四言诗文，是大篆的经典之作。
　　四、秦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命宰相李斯对当时的文字进行收集整理，删繁就简美化加工后，形成了当时的官方文字——“小篆”，亦称为“秦篆”。由于“小篆”过于规范，书写速度缓慢，效率较低，于是民间就出现了许多简便字体，一改“秦篆”的圆笔为方笔，改曲作直，并分出了一些偏旁部首，这类流行于民间的字体被称为 “秦隶”。
　　五、隶书。“秦隶”的出现虽然解决了书写速度的问题，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小篆的结构特点，基本上还保持着方形。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到了西汉，隶书趋于成熟，“蚕不二设，燕不双飞”的波折之笔成为“汉隶”独有的特点。
　　六、楷书。“汉隶”流行的同时，“楷书”也正在萌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成熟，晋代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楷书的真正创始人，同时吸取了篆书圆转笔画，保留了隶书的方正平直，去掉了“蚕头燕尾”，使汉字的大体结构固定了下来，时称“真书”，后人以此作为学习书法的模板，改称为“楷书”，今人称这个时期的楷书为“晋楷”。唐代是楷书的鼎盛时期，以颜真卿、柳公权、欧阳修等为代表的书家在继承晋楷的基础上探索创新，形成了法度森严的“唐楷”，是后人学书的首选教材。
　　七、行书。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没有楷书那样规范严肃，也没有草书那样奔放和难以识别，以其优雅舒畅的运笔，隽永俊逸的美感深受人们喜爱和推崇。行书的起源问题，并无权威定论，最初大约出现在西汉晚期和东汉初期，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中“隶势”一节：“魏有钟（繇）、胡（昭）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刘德昇。”南朝羊欣《古来能书人名录》：“钟繇有三体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所谓“相闻者也”，是写信札的书体。又说卫（西晋人）“采张芝法，以卫凯法参之，更为草稿，相闻书也。”钟繇、胡昭都是东汉末年三国魏时人，都善行书法，以刘德昇为宗，可惜他们两人都无行书作品传世。刘德昇其人，据张怀瓘《书断》载：“德昇桓灵之时，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丰赡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又载：“行书者，刘德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刘德昇，约生活在公元147—189年前后，汉桓帝、灵帝期间，可见当时不仅已有行书，且有刘德昇这样的行书家，其行书已达到“丰赡妍美，风流婉约”的高度。但张怀瓘说行书是刘德昇创造的观点，则不一定很科学。从行书的发展来看，楷、行、草书是同时从隶体蜕变出来的不同写法，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至东晋以后高度成熟，艺术成分得到充分体现，“二王”的遗作就是最好的佐证。
　　八、草书。为了书写快捷的需要和书者抒发胸臆，寄情于笔端所产生的一种流动顺畅、变化丰富、极具韵律和艺术感染力的字体，即为“草书”。“草书”起源亦如行书，始于何时无法确定。《史记》载：“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稿未上，上官氏见而欲夺之，盖草书之祖起于。”据此故有草书缘起于草稿之说，起于草稿的字体，为发挥速写功能，较为省略草率，自然不能工整，草草写成，顾名思义而为草书。但此种草书，只能说是古篆的草稿，真正草书应始于汉初，先有“章草”而后又有“今草”，再有“狂草”。 
　　结语
　　书法创作中首先要谋篇，即打好“腹稿”，怎么留白，怎么书写正文，创作中如何分白布黑、避让穿插，款文位置以及钤印等等，都要做到心中有数。书者在创作过程中若能将感情融入笔端，运用线条的丰富变化尽情展示内心世界，才能创作出精品力作，“书为心画”指的就是这一点。
　　以此，从书法角度仔细观察“光化門”和“柔逺門”每个字结体、每个笔画的走向，不难发现字与字之间的呼应照应，笔画与笔画之间的牵带穿插处理的相当精彩，恰到好处，是标准的“行楷”榜书。然而两块匾中的“門”字与其他几个字有一些差别，就是“門”的笔画更简略、灵动，而“光化”、“柔远”四字则比较规整，视觉上感觉不太统一，实则是书法创作方式的一种体现：“楷中有行，可免呆滞；行中有楷，增其灵动。”以前面列举的王羲之、颜真卿、赵孟頫、王铎、米芾等“門”的行书为例，与匾额中的字进行比较，除字形和风格有异外，再无差别。由此可见，嘉峪关关城 “光化门”、“柔远门”匾额中的“门”就是“門”的行书的标准写法无疑，并非书者笔误或为“祈雨”故意为之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