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西部长城、交通与邮驿

来源：嘉峪关长城博物馆  作者：孙宪景  日期:2007-09-25  点击数：

　　在我国的历史上，长城、交通与邮驿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烽火传递商情，驰命走释不绝，长城凿通西域，丝路得以畅通。
　　中西交通要道的开辟
　　汉武帝时，即（公元前138 年）我国的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发动掠夺战争，并奴役西域各族人民。为了解除匈奴对边防的威胁，汉武帝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率领大军西征，击溃匈奴军队的主力。唐《 通典》 载：“汉使骠骑将军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孜山，千余里讨之，得胡首虏八千余级”。又派张骞出使西域，以联络大月氏夹击匈奴。（汉时的西域：出阳关以西统称西域，包括现在的新疆地区及葱岭以西的地区、中亚、西亚、欧洲一带）。张骞等越过天山、葱岭、经过大宛（中亚的费尔干纳一带），康居（中亚的撤马尔罕一带）到了大月氏（今苏联的中亚细亚南部）。这次是历程千辛，中途被匈奴扣留了十三年后才到大月氏的。后返回长安，他备悉了西域各国的情况，向汉武帝奏明西域的奇珍异宝，丰富的物产等情况，于是汉武帝二次派霍去病复出陇西，“北地千里，过居延（今张掖）攻祁连山（今交河郡、天山），得胡首虏三万余级”．夺取了河西，割断了匈奴右臂。于公元前119 年，元狩三年，汉武帝又一次派张骞带了三千精兵强将和丰富的金银货物，出使乌孙（今伊黎河流域的新疆伊宁一带）、大夏（今阿富汗境）、康居（今苏联的中亚北部），等至三十六国归汉，回来时除换回西域的很多名贵特产外，还带回了许多的植物种子。从此后，汉朝每年都派出许多使者到西域各国，每批多达百余人至数百人，较远的安息（今伊朗地）、条支（今伊拉克地）、奄蔡（今苏联的高加索）诸国，都有了使者的足迹。与此同时，西域各地也派人来中国了解情况，消除隔阂。于是西域数国与中国建立了关系，河西走廊从此便成为通西域的大道。
　　由于和汉朝的联系越来越广泛，至宣帝后仅在西域的属国，就达五十五国。促进了中国与西域各国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丰富了国内外各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商贾的互相输入及生产技术的互相传播，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时的河西，已成为中西交通的枢纽。
两汉时从河西通西域的陆路交通主要有二条：一是南路，从敦煌出阳关，经过楼兰，沿昆仑山北坡，向西到沙车，自葱岭到大月氏、安息等地。二是北路，从敦煌出发至玉门关，经吐鲁番，沿天山南坡，过疏勒到大宛、康居、转向西南经安息直抵大秦。这两条交通要道也就是我们平常熟知的汉代西域的“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
　　“丝绸之路”也称之为“经济文化交流之路”。自张骞出使西域后的千余年间，中西交通疏通，内地和中亚等地的商贾在河西走廊的交通要道上往来，从长安到凉州一带都设有店铺，伙辅供过往旅客食宿，而内地的许多丝织品经河西输出，畅销西方各国。因此西人称河西走廊为“丝绸大道”，即丝路。由于交通的畅通和丝路的繁荣，中国的文化随之传入西域，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唐玄奖决心到印度求学。他经过瓜州、伊吾、高昌等地绕道北印度，学习佛学、遍游名寺，并为僧众讲法，当时他的学问在五天竺称第一，贞观十七年用廿匹马载回经论五万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后译经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著有“大唐西域记”流传于今。当时的长安为万国所崇仰，外国人经河西走廊流寓长安达四、五千人之多。
　　到唐代：由于通西域的汉代“丝绸之路”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和河西路治背景的变迁，此大路改由瓜州（今安西县南）经伊吾（哈密）龟兹（库车），前往波斯（伊朗）。中道发自安西，经高昌（今新疆吐鲁番），龟兹、疏勒、过葱岭经昭武九姓诸国而至波斯湾。南道发自敦煌，经于闻、过葱岭经吐火罗（在阿母河流域）而至北印度。到公元747（天宝六年）唐朝出兵破吐蕃，擒小勃律王，西域的拂获，大食等七十二国都归附唐朝。
　　到明清以后，由于内地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加之河西由于吐蕃和回鹊的再次占据，从河西通中亚及罗马的交通远不及汉。到了明嘉靖三年（公元一五二四年），嘉峪关以西为吐蕃占领，中西要道又被阻塞，明朝庭下令关闭嘉峪关，采用闭关自守政策，所有中西商贩多来往于海道，特别是自清代鸦片战争之后，海上交通大开，河西走廊从此交通断绝。
　　自汉以来两千多年，通西域所使用的交通运输工具，多为骆驼和驴马。汉书《 西域传》 载：“联发酒泉驴，骆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率”。即说明这时在河西使用牛车较少，而大部分使用骆驼。特别是靠沙漠边缘的地区，因骆驼能“负重致远”，是沙漠戈壁和深山旷野之中最合适的长途运输工具，在大漠荒山中数日不食照常行走，被称为“沙漠之舟”。每只骆驼可驮三百市斤左右，每天行程六十华里。从嘉峪关魏晋墓砖壁画的驿传图到骆驼图中，可以看出，在当时贸易繁荣的情况下，骆驼队载运春毛织品、丝绸等货物，在吏民的护送下征返于河西地区的情景。也有专供人骑的，“走驼”，行速超过“走马”。《 通鉴》 载：“哥舒翰为陇右节度使，常遗人乘白驼奏事，日驰五百里。”当时从河西通青海的山路就多以耗牛为唯一运输工具，每头牛一般可驮载一百二十四斤左右，李广利伐大宛时一次就从内地带去十万头牛，以驮运军需。但是在平坦的大道上均以大车为重要的运输工具，大车有木轮和铁轮、胶轮之分。木轮多以张掖地区以西及民勤地区的“大轱辘车”高6 . 8 市尺，适应沙漠地区、铁轮多适用靠山附近的地区，在卵石河滩中行走不怕损坏车轮。自一九四一年河西有了胶轮车后，就代替了木轮和铁轮。但是毛驴的使用历史最为悠久，汉、唐时，多为中、小商贩的主要运输工具，后来随着马车的增多，又变为短途运输工具。
　　置驿与邮政事业的发展
　　为了促进交通要道的畅通和丝路的繁荣，自汉以来，就沿路设置驿站，而各驿站又设驿舍（又称传舍），其主要任务乃是传达往来公文、递送信息，同时供应官吏使臣的宿舍和交通工具。除驿站外每十里设一亭，并置亭长，除逐扑盗贼外，又兼传递文书之责，所以在居延汉简中有“甲渠官以亭行”、“三十井官以亭行”。每到一驿，都记载月、日时刻和传递驿卒的人名，后由于战争时起时落，因此驿站也随有随无。到唐代时驰道沿途亦设异站，大约三十里一驿，各驿站均有驿马、驿夫、驿长管理驿舍所在地，传达往来公文。元代在大道沿途设置传递铺，每铺设铺丁五人，到元治三年（公元二三二三年），每十铺设一邮长于州县，以便分所管理。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游记》 中记述到：“在高山大漠之中，去城绝远四无居人，而异站仍继续不断，每遇投递公文、甲站之人负之疾行三英里，以交付乙站，乙站之人再以之交付丙站，故人不疲而递信极速”。明洪武五年（公元一三七二年）平定河西以后，修整了以前的驿站，并设立了递运所和急递铺，作为“递送使客，飞报军务，转运军需”之用。清代在重要路线上异、所并设，一般的路线有驿无所。《 河西志》 记载：“从兰州到酒泉，即是驿、所并设，共有三十四个驿站和三十四个递运所，酒泉至布隆吉一带，只设七个驿站。”这时的驿站，已成为后来邮政的前身，专门负责传递朝廷与地方之间的公文，一般按公文的缓急，日行三、四百华里，各驿之间互相接替，特别公文（封面上标有鸡毛，并烧焦封角）一昼夜有即行六百华里以上。到了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O 五年）河西邮政与驿站并存，总局在兰州，在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等地设分局。到一九一三年，河西驿站统一撤消，所有公文函件，均交邮局转寄，结束了二干年通过驿站传递文书、信息的历史。由邮局更替了驿站，这是社会向前发展的一个标志，而后，随着公路的开通，空中航线的开辟，以及电讯、电话的使用，代替了邮政开始的马差和步差传递。
　　长城与交通以及邮驿的关系
　　汉武帝为了抵御匈奴对中原人侵，派将出兵，讨伐匈奴，完成了北方的屯兵部署，随后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把精力集中到河西走廊这条“丝绸之路”上，为保证这条交通要道的畅通无阻，故而开始修筑河西汉塞。从公元前111年至公元前67年共五次修筑了东起令居（永登）西至盐泽（罗布淖尔）的长城及亭、驿、隧、障和北驿道温围（景泰）到胥次（古浪）的塞防。到了明中叶以前，出入嘉峪关者，不仅有关外各族的进贡使者，还有大批结队而行的西域商客，而长城在这时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不仅维护了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安全，又保护了“丝绸之路”上运送物产和商品的商队，即负责传递官府文书及各种信息，又保护过往的官吏，使节的安全，虽然在汉代时，许多地方没有修长城，但障、隧、亭、驿等均属长城范畴，均由部队来驻守，他们即防御扰掠，又保护国家安危和人民生活安定，并保护屯田和边远地区的生产发展。
　　因此，张骞出使西域，开创了中西交通线，“丝绸之路”的繁荣，促进了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从驿传到邮政事业的发展，使通信业向前迈进了一步，而长城、烽隧、亭障、驿站就像卫士一般忠于职守，默默无闻地护卫着中西交通要道的畅通无阻。它们互为依存，互相关联，缺一不可。